3)如何处理网络对话中的身份确认问题。

两种公民宗教 在人权运动中，支配或影响律师思维和行动有如下七重维度： 第一是普世价值维度：即人类自己创造自由、民主、法治和人权等价值观，作为道德底线和善恶标准，将各国、各民族、各宗教组织、各政治党派统一以免分裂。[12]同年底，中国人权律师团出现。

随着阶级斗争政纲的退却，法律虚无主义得到检讨。1970年代末，中国法学教育开始恢复。[5] 颇具戏剧性的是，这种相似甚至一致的区分标准，其实早于2006年就已在维权律师滕彪论述中出现。1983年胡耀邦作题为四化与全面改革的重要讲话。这种价值观和使命表述形式的同构，是两种公民宗教的相交衔接点，共同载体则是宪法。

上述人本主义立场的普世价值，支配着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，却被以《环球时报》为代表的官媒批评，认定是西方价值观表现。[10]所以，与2000年代初相比，律师团随处可见，互联网式个案抗争遍地开花。相比民间法和自然法而言，这种印象更能借助一定数字化指标来获得。

[26]人们对此类民间法的非难及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对它们的干预，主要因其普遍正当性不足而发生。[53]除此，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其它的守法或违法理由和原因，如哈特、罗尔斯的公平论，为德沃金所发展的善良违法。[38]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：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执行情况的汇报》（1992年12月9日），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》1993年第1号，第99—103页。[20]宗主或长者权威的失落，还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属于宗主或长者权力领地的纠纷的解决上，许多实证研究显示，农民在遇到纠纷包括家族内部的，愿意请求宗主或长者出面的占少数，多数采取由村小组长或村长和村支书来协调的干部解决方式了断。

同时，作为一种抽象原则，它具有此多彼少、非确定性和弹性等特质，以致不易对其实效进行精确的经验测度。其中，社会秩序指数如果按本文前面根据典型调查所作出的估计，当下降更快。

——劳动与社会法：社会保障及社会保险，社会救助，社会福利，失业保险，救灾制度。（一）民间法 民间法在目前被看好，最主要的两个原因，一是国家法的实际效果被经验证明不尽如人意，一是民间法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。[25]高其才：《中国习惯法论》，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4、7—12章。自然法或理性法代表着这种有效观，正是据此，二战后德国司法部门宣布纳粹时期的法律为无效之法，并依据未被修改的1871年德国刑法典对纳粹党徒审判定罪。

对此文的讨论意见，见同辑第229—232页。[27]费成康主编：《中国的家法族规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0—50页。妇女在划分责任田、口粮田、宅基地、继承财产和带产改嫁等方面受到歧视和干涉。对于当代中国而言，其意义更不一般。

——少数民族习惯法中在婚姻方面，同姓不婚、同宗不婚、等级内婚或等级外婚、民族内婚制、偷婚、抢婚、指腹婚、换亲、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、重婚纳妾、任意解除婚姻或禁止离婚。亲属制度，家庭财产制度，生育制度，离婚条件，无效婚姻。

欧洲数据见Thomas Raiser，Des Lebende Recht，2．Auflage，1995，Beden—Baden，S．379． [34]《中国法律年鉴（1991—1998）》，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92—1999年版。当前各种法的实效性危机，源于民众对支撑着它们的权力缺乏足够的信任和认同，而权威的失落，根本上在于中国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应激型现代化运动。

[5]Ehrlich，Grundlegeung der Soziologie des Rechts，S．34—62，4．Aufl．1989． [6]Ehrlich，Grundlegeung der Soziologie des Rechts，S．112，4．Aufl．1989． [7]Ehrlich，Grundlegeung der Soziologie des Rechts，S．124，134，4．Aufl．1989． [8]见（德）韦伯著，林荣远译：《经济与社会（上）》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40页和第54—57页。本研究展开的顺序是先从建构分析框架着手，然后尽可能地利用数据进行实证描述，当然也无法完全排除直觉性说理。伦理学有效性概念在法学中应用的结果是，一方面使法狭义化，即只有那些良法善法才算是法，而恶法被排斥在外。中国90年代末以来年均约500万件的法律诉讼量（大体相当于只有8．3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案件数），也远未到达值得人们象有些西方学那样，去惊呼诉讼爆炸而要大力抑制诉讼、限制司法规模之地步。所以，这里对国家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分析，就集中在制定法上。也就是说，国家法的实际效果不佳并不意味着民间法必然具有实效。

在解纷和处罚方面，捞油锅等神判、械斗、殴打甚至处死盗贼、毒打甚至处死强奸者或淫乱者、将淫乱者裸示游街、寡妇被强奸不受保护、以及种种残酷的肉刑和死刑等规定。这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主张，同源于混淆了实际效果和内容正确两种相对独立的有效性，未能很好地揭示国家法的实效不强的真正原因，从而，其各自的处方并不对症。

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在1949年后变化更快，远远大于19和20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其他国家。张著中还介绍了心理的效力观．在我看来，此种效力观揭示的是人们实际守法的心理原因，属社会学有效性范畴，故不单独列类。

但这六个内容对于研究人们守法或违法的动机，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。同时，重申国家法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，并不意味着国家法在实际上就必然那么十分有效，相反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它仍会为实效短缺所不停地困扰，解决实效短缺的问题，取决于建立现代化所需要的权威的时间长短，取决于如何建立权威的方式，取决于对正式制度安排的改造，此当为我们着力之处，而不是因为国家法受到实效短缺的困扰，就怀疑起国家法的正当性和中心地位，进而去寻找替代物。

于是，许多成文的乡规民约，尤其是占乡规民约主导地位的村自治章程，在落户、进入乡镇企业、入托上学、建房、承包土地或果园山林等上，给予本村人许多优先权和特惠，而对外来户和入赘者施以种种限制，由此引发不少废约毁林毁园事件，最常运用的乡理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[45]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：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实施情况的汇报》（1997年7月2日），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》1997年第4号，第590页。[72] 一百多年前德国人瓦格纳创立了的所谓瓦格纳定理，其具体内容为：进入工业化以后，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仍将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，公共支出将不断膨胀，这一规律在50—100年以后仍将发生作用。个人并无守法责任，违法而不受制裁是一种本领。

早婚现象严重，据民政部门推算，全国每年发生违法婚姻约300万起，其中80％属早婚。[49]《北京晚报》2000年3月9日，第2版。

传统的道德原则，按张岱年先生的分法，在对待社会上有：公、忠、任、恤。非法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行为屡禁不止，对其打击不力。

[39] ——禁毒决定：1995年对云南、广西和四川三省和自治区的检查显示，境外毒源威胁严重，毒品犯罪猖獗，外国在靠近云南、广西一侧种植罂粟2000多亩，建有海洛因加工厂，所产毒品大部分流入我国。[58]郑永流等：《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》，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—6，16—20页。

（二）自然法 在历史上，同样在当代中国，人们几乎找不到自然法独立的成文文本存在形式，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体系，它深藏于人们的意识之中，如果要说有什么外形，更多地表现为一些思想家的理论概括，其中一些被其它类型的法明文采纳，如成文民法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。[65]（美）布莱克编，杨豫、陈祖洲译：《比较现代化》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，译者前言第7页。[3]参见Thomas Raiser，Das lebende Recht，2．Auflage，1995，Bade—Baden，S．260—261． [4]盖格尔的规范有效率理论虽使规范有效性问题进一步精确化，但如何获得各种规范的有效率的统计数据，却非易事，这不免限制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。一般地看，成文的民间法对制定者的合法性和制定程序有一定要求，例如，家法族规，据费成康等人的研究，多为成文的，它们或由尊长个人，或由数名尊长、族众、族外文人及宗族的专门机构如评议会订立，其颁布和修改也要遵循相应之规。

[13]（奥）凯尔森著，沈宗灵译：《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》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03—204页。[29]《中国企业家的商业伦理指南调查报告》（1996年，300家企业负责人），转引自何清涟：《现代化的陷阱》，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88—189页。

至于是否将诸如此类的努力纳入现代化的评价体系或框架，的确无关宏旨，就连一提及现代化这个词便要皱眉头的人，如同每年有几千万民工争先恐后地向城市涌动一样，他们事实上在尽情地追求或享受着支付体面生活的收入、舒适宽敞的住房、便捷的地铁、出租车甚至私家小汽车、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的电脑和互联网……[71] 回到本文的主题，假如现代化这个约束条件也是不可更改的话，加上规则依赖这个硬前提，那么，上面设定的问题就具体转化为：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，在所有规则都不怎样有效的条件下，什么样的法可能是相对有效的？也即什么样的法可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？是民间法，抑或是自然法，还是国家法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还必须先来考察一下现代化与国家的关系，即国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。大气污染触目惊心，北京和上海被列入世界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十大城市之中。

相反，它在如何构建和维护秩序上，却自有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，也只是在此才显出与其他法律文化的分野。韦伯把由利害动机加以保障的合法性秩序，看作是理性的、理想的秩序类型。